不是沒做好，是根本不該碰

某財經周刊的特企，主題是討論台灣上班族工時超長卻超窮的原因。裡面當然探討了很多原因，不過其中一項還挺好笑的，就是怪「政府沒做好產業升級」。當然每一國的政府，都有些事情做得好、而有些事情做不好；不過像產業升級這種事情，根本不是政府做不做得好的問題，而是政府根本不該碰，碰了一定會引發問題。

商業的原形就是買賣，對於商業，政府能做的，就是維持買賣的公平性，讓賣貨人確定有收到報酬，讓買貨的人不會買到壞的，或是與合約上標示不同的東西；所謂的產業升級，指的是賣的東西（不管是物品或是服務）更好或是更新，而政府這種組織根本做不到這件事情。

台灣人承襲漢文化社會那種「朕即天下」的世界觀，沒有辦法想像由政府以外的組織來推動社會，所以才會養成什麼地方出問題都要政府負責的奇怪心態；儘管很多人會質疑政府人員（甚至以自己敢罵「官」而沾沾自喜，每天翻開報紙打開電視，你都可以看到以「罵官」來標榜所謂「知識份子的良心」的鳥蛋。順帶一提，這也是承襲儒家社會的陋習），像是古早的陳水扁、現在的馬英九總統，或是更早李登輝，都時常被口誅筆伐（一個領袖不被罵通常不是他做多好，而是他不允許別人說話，也就是所謂的法西斯份子首腦，例如大小蔣或是希特勒），但你很少聽到有人質疑政府的功能。

聽不懂嗎？簡單說就是，台灣人相信政府事情做不好是執政者有問題，而從來沒有質疑過，這件事情是不是本來交給政府做就一定會失敗。

因為住海邊的台灣政府管很闊，所以在台灣各型企業工作的人，多多少少都有和政府合作打交道的經驗，豬頭翔先生和幾位和政府有交手經驗的朋友聊起，共同的印象是循規蹈矩、保守、怕事、沒效率、沒創意；這不是和朋友合作的那幾位公務員的錯，而是政府組織的設計，本來就是要求成員把事情最對，而不是把事情做好。因為政府組織最大的目的不是創造，而是保障現有秩序；想想看，如果有個公務員覺得十字路口每天都是紅燈停綠燈行很沒創意，他改成週一三五綠燈停紅燈行，甚至還搞出黑灰橘藍燈，那交通秩序還不大亂。

回到文初的「產業升級」，這件事情正是需要創意、冒險，甚至需要一點點賭，而政府組織的設計，剛好跟這件事情完全背道而馳。

當然更大的問題是，「產業升級」的定義是什麼？這對政府恐怕永遠是難解之謎。就有人說過，如果把防治小兒麻痺的責任交給政府，那我們得到的會是一堆輪椅和柺杖，而不是口服疫苗。當然，我們不是再談理論，現實生活的狀況就是，從20世紀以來改變世界的產業產品，不管是汽車、電報電話、飛機、個人電腦、行動電話、網際網路，都跟政府這種組織沒啥關係，這些東西都是個人或企業發明，經過市場的篩選和淘汰才留下來的時代註記。

實際上，我想沒人會知道雅虎之後會稱霸網路的網站是Google，然後是Facebook，既然沒有人可以預測未來，怎麼會有人相信政府可以畫好一條路，告訴你從現在開始我們要發展哪種網站，十年後這種形式的網站一定會流行。然而問題是大多數的台灣人，真的相信這條路是真的可行的。

其實我們看看這幾年幾個台灣產業界成功的故事，宏碁席捲歐洲電腦市場、鴻海成為世界最大電子代工廠，宏達電成為全球競爭力首屈一指的智慧型手機廠，都和政府「規劃」沒啥太大關係。反而是和政府有關的「兩兆雙星」問題連連，已經成為「兆債慘業」。

東亞幾個國家，如日本、韓國、台灣，乃至於現在的中國，採用政府規畫經濟的模式，紛紛創造出所謂的經濟奇蹟；不過你也可以發現，這些國家的產品多半是所謂的「跟屁蟲產品」，也就是想辦法把人家創造出來的東西壓低價格，衝銷售量。但是當產品週期越來越短的時候，跟屁蟲產品的生存空間就越小，原因很簡單，你還沒找出壓低成本的辦法時，這個產品就已經褪流行了，那還做個屁。

唯一例外是日本，日本在1980和1990年代這二十年，為人類社會創造了許多新東西，像是隨身聽、光碟、當然還有許多許多賣翻全球的電子遊戲；也讓日本的經濟力一度成為全球第一。不過你想也知道，這些產品都壓根和日本通產省沒啥關係；CD不會是通產省規劃說，現在該有這種產品了，SONY公司才創造出來；惡靈古堡也不會是通產省說，現在好像大家都喜歡喪屍遊戲，我們來做一個吧，然後卡普空公司才拿政府經費做出這個賣翻全球的遊戲。

台灣的大問題就是，大部分人相信政府可以做到這件事情。

每個國家都有大政府主義者，也就是相信政府是好的工具，可以幫忙解決很多問題，這是正常的；問題是相對於大政府主義，也要有小政府主義的聲音，也就是政府是不好的組織，政府只要有基本的機能就好，對於各項事務越少介入越好。然而台灣的兩黨都是大政府主義的信徒，甚至兩黨支持者也都相信政府該包山包海什麼都管，只是對於誰掌權意見不同而已。

在歐美減稅是一種政治思維，被隨的是減少政府層級和權力的想法；台灣的減稅卻只是單純的吃東西不想付錢，的貪小便宜心態。更糟的是台灣的小黨，通常都比兩大黨更極端的相信大政府主義。

當台灣人競相痛罵阿扁下台、阿九無能的時候，是不是也該想想，有些問題並不出在政府人員有能無能，而是我們不該授權給政府去做這些事情，因為政府這種組織，本來就做不好這些事情。

賺暴利是壞人？（2）印度富豪和他的600個僕人

前一陣子有一則國際新聞，一位印度好也人（塔塔集團董事長拉丹．塔塔）罵另一位好也人（印度首富穆凱希．安巴尼），說他生活太過奢靡，買了價值10億美元的超級豪宅不說，光傭人居然就請了600人；拉丹奉勸穆凱希，有錢之後應該多想想是不是能多幫一些人。

這種道理當然能獲得長期信奉道德教育的好孩子所認同，不過另一位聰明的小姐在這則新聞下面留言：「請了600名傭人，不就製造了600個工作機會？」讓豬頭翔先生畫蛇添足地在下面留言：「你比較想被接濟，還是比較想有工作自立更身？」

小時候看的卡通影片，無論是熱血的無敵鐵金剛、科學小飛俠，溫情的小甜甜、咪咪流浪記，還是搞笑的正義雙俠、救難小英雄（靠，誰說看片單就知道豬頭翔先生是老灰仔的，誰），裡面有一種人叫做壞人；有了專門做壞事搞破壞的人，可以讓腦子單純的小朋友比較容易理解為什麼主角正在做好事──消滅做壞事的人就是好事。

然而現實社會卻不像卡通影片一樣單純，這一點從印度兩位富豪的例子就可以約略看出了，如果我們拋去兩者競爭狀態或是拉丹．塔塔別有用心之類的可能性，單純就兩者行為來討論這件事，很顯然拉丹．塔塔宣揚的「濟貧」行為，是受到傳統道德觀念肯定；而穆凱希．安巴尼的「奢侈」行為是傳統道德觀念所批判的。

問題是「好行為」一定會讓人類社會幸福、「壞行為」一定會讓人類社會受害嗎？

中、西部非洲是目前地球上人類生活最貧困的區域，很多西方的人道組織都在這邊從事救援工作許久，只是成效不彰；有跨國性研究組織發現，真的能讓中、西部非洲國家脫貧的方式可能來自中國。

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往往被視為資源掠奪者，道德的正當性當然不如那些國際人道組織。然而中國不用救援、救濟的模式，而是單純的將商業資本帶到那個區域，讓這個區域的人民有就業機會，有工作有收入，人就有機會自立。

或許在傳統的道德觀念中，奢侈是不好的行為；然而就經濟的角度來看，有錢人不奢侈，財富就沒辦法重新分配。穆凱希．安巴尼買10億美元的超級豪宅、請600個傭人，或許從道德角度看最無可患，但事實上這些錢都重新回到市場，供應這些需求、提供這些服務的人都賺到了錢──更重要的是有了自己還是有能力的信心。救濟往往只能提供物質上援助，滿足物質上的需求；而「工作機會」除了物質上的滿足，事實上還有精神層面的滿足。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，「奢侈」改善窮人生活的力量，恐怕比「救濟」還大。

「奢侈」不見得是壞事，當然「暴利」也是，事實上，各種財經組織對台灣企業的診斷書上，寫明的原因往往是「微利」。而最近鬧的沸沸揚揚的「低薪」、「窮忙」各項台灣勞工（諸位保勞工保險的上班族，拜託不要講到勞工，腦子裡面就是滿臉油渣、在艷陽下揮汗如雨的勞力工，事實上依台灣法律的定義，你就是勞工好不好，不要在幻想自己是什麼讀書人化身的中產階級了）問題，也都來自於台灣企業獲利能力不佳。

在〈賺暴利是壞人？（1）塑化劑是有鴻海這種公司國家的共業〉（http://blog.udn.com/derrickx/5319423）一文中，豬頭翔先生舉了百分之百純果汁、四方屋土司、豬頭翔先生兄弟粉圓（有興趣的朋友請Google「37豆子」）三個例子，純果汁比添加物成本高、土司用純正材料成本比用不知名材料來得高、用地瓜粉做粉圓成本比樹藷粉來得高，所以這些產品的售價高是應該的，這應該是台灣人對「東西能賣得貴」的理解極限了。

我們假設一下，豬頭翔先生的兄弟37豆子先生如果苦心研究十年，發現有一種比樹藷粉更便宜的原料X，做出來的粉圓卻比地瓜粉做的還好吃、還營養，那他的粉圓應該賣更貴還是更便宜？成本比人高賣貴沒話說、但成本比人低呢？這樣可以算貨真價實的「暴利」行為了吧？問題是一個不允許「創新」獲得激勵的社會，能不能有進步的動力呢？

當然，好國民先生A可能會說，「人類又不是只靠利益驅動，人還有高貴情操的一面，貢獻己力讓社會進步，不一定要利益當誘因的。」是是是我知道，不過就算人有「地獄不空誓不成佛」這麼高貴的情操好了，他自己吃苦無所謂、但他捨得讓老婆小孩家人都過這樣的生活嗎？或是他的老婆小孩家人都能諒解這麼高貴的情操嗎？當然如果全人類都有這種高貴的情操，那理論上世界大同，我們好像什麼問題都不用討論了；這種講法基本上就跟「有核融合技術能源就免費了，一切都免費了」一樣沒意義，因為核融合技術還不知道在哪裡，我們就必須去處理能源開發和汙染之間的課題；因為生物本來就必須靠自利因子才能存活，我們就必須去思考如何讓自私和慾望成為社會前進動力的問題。（更可笑的是，如果每個人都不被允許過比別人好的生活，不然就是沒良心，這種平等社會就是所謂的地獄，因為只要有一個人的生活過得像地獄，其他人的生活也就都必須像地獄。）

回到文章開頭的印度富豪，救濟是很高貴的行為，但奢侈卻可能幫助更多人，所以我們到底是要堅守道德教條──即使它是低效率甚至無效的，或是我們選擇更有效的辦法讓社會變好──即使那可能讓我們看起來不是那麼的「好人」？

在人的自由意識所構成、沒有強迫因素介入的市場機制下，如果有人真有本事把一元成本的東西用100元賣出，兩造都心甘情願，為什麼「賺太多」必須被譴責？如果這個社會仍被「暴利」的道德教條束縛，然後卻宣稱要搞「高附加價值」、「高毛利率」這種違反社會共識的產業、讓社會把朝這個方向努力的人當罪人看，你覺得成功的機率有多大？